卡波西肉瘤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皮肤癌。很多癌症医生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一个卡波西肉瘤病人。

　　1979年，一个纽约医生，查了半天医学书籍，终于确认了自己面前的病人，患了卡波西肉瘤癌。但没过几个月，这种罕见的皮肤癌在纽约连二接三的出现，呈现出一种爆发姿态。同时在纽约爆发的，还有各种极度罕见的疾病，比如说肺囊虫肺炎等等。这种罕见病，突然成了流行病，这让纽约的医生困惑不已。

　　医学专家们经过分析，发现这些病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。首先，他们体内的辅助性免疫T细胞，全部都消失了。其次，他们都是男同性恋。

　　1981年，医学专家们判断这是一种在男同性恋之间传播的新型传染病。人类首次确认了艾滋病的存在，而此时的艾滋病感染者极少，非常容易被扑灭。医生们立刻把这种新疾病报告给了相关部门，但并未引起重视。因为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感染人数多，美国政客们认为病毒凶猛，无法控制，所以没办法被扑灭。但感染人数少，也不是疫情容易被扑灭的理由，因为美国政客们认为这个疾病不值得重视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未能成功控制任何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原因。

　　在1981年，虽然确认了新型疾病的存在，但全美的确诊患者只有248名，全是男性同性恋，其中40名都和风流小哥杜加斯有直接或间接的性关系。

　　传染渠道明渠，传染网络清晰，按图索骥，可以轻易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逐一检测。但没有人做任何事，甚至身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红疹和紫斑的杜加斯，依然在男同浴场寻找大量的性伙伴，并视医生的警告于无物。 “是别人传染给的我，那我为什么不能传染给别人？”

　　一年时间，就这么过去了。248名初始感染者在所有公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毫无限制的进行无保护性行为，肆无忌惮的传播艾滋病毒。

　　1982年，这种新型疾病终于被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命名为“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”，也就是艾滋病。但仅仅只是命名而已，美国政府依然什么都没有做。

　　就这样，一年时间又过去了。1983年，如坐针毡的医学专家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专家们搞了个聚会，把代表同性恋群体的民主党政客们聚集在一起，警告他们一场瘟疫正在爆发。

　　这种瘟疫专门针对同性恋，且目前的死亡率是100%。“再不做点什么，你们的选民就要死光了！”政客们问医生们有什么建议，医生们说，要制止同性恋群体滥交，并关闭公共浴场。政客们一听就炸锅了，干脆利落的拒绝了这个建议。

　　原因很简单，代表同性恋群体利益的政客们，他们的竞选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同性恋浴场的老板们赞助的，而且关闭公共浴场也会遭到同性恋群体的反对。如果你不理解当时美国政客的思维，你可以参考下2020年特朗普坚决否定美国医学专家福奇关于全国隔离一个月，暂停一切经济活动以对抗新冠病毒的建议，只因侵犯了资本家老板们的利益。 何其相似。

　　最终，旧金山公共卫生主管希弗曼定下的策略是，对同性恋群体进行教育宣传，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，仅此而已。疾控专家们的努力和警告，换来的就是这个政策，美国人以此来对抗艾滋病毒。

　　很快，医学专家们发现了更让人震惊的病例。有婴儿和异性恋被确诊为艾滋病，他们有输血史。同时，有数十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，被查出有献血行为。恐慌的疾控专家们要求立刻暂停所有男同性恋的献血行为，并立刻筛查美国的所有血库。

　　但此事遭到了美国上下的一致反对，首先反对的是管理血库的官员，纽约血液中心总裁亚伦·凯尔纳说：“不要夸大事实，目前至多只有 3 例献血引起的艾滋病病例，其中 2 例的证据非常靠不住。而且血友病患者中也只有一小撮人患有艾滋病。我们必须小心慎重，不要反应过度，目前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。”

　　总而言之，美国不愿意出钱筛查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库，甚至不愿意筛查新入库的血液。另外直接禁止男同性恋献血的建议，也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反对。男同性恋群体认为这是一种纳粹行为，严重侵犯他们的自由和人权。

　　“拒绝接受男同性恋献血，就相当于纳粹给犹太人强行戴上粉色小三角旗，是屠杀。”

　　“令人回想起把黑人血统和白人血统区别对待的种族通婚法”

　　“与二战期间把日裔美国人驱逐到美国西部，以防发生间谍活动的思路如出一辙”。

　　“这是性爱纳粹”，“这是对性爱自由的侵犯”，“这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”

　　等等。。。

　　于是，这件抗疫的重要建议，就这么在抗议和抗议中半途而废了。然后又一年过去了，1984年6月，面对飞速增长的艾滋病确诊病例，拖延了一年多的希弗曼，终于下令关闭了旧金山市14个浴场。但同性恋浴场的老板们，却举行了“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”，近20万同性恋从全国各地涌来，在旧金山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活动。狂欢的同性恋们，当众点火焚烧了艾滋病宣传册，然后在大聚会中疯狂的传播病毒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，所有的政客们都闭嘴了。

　　政客们反过来给医生们施加压力，要求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行。不应该说艾滋病患者，应该说艾滋病携带者。不应该说滥交，应该说性活跃。不应该说精液，只能说体液。其他的，医生们不用管，等疫苗。美国政府公开宣布，研究进展非常顺利，两年内就可以进行艾滋病疫苗的测试。把一切都寄托给疫苗，只要疫苗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其他的什么都不做，甚至在淡化艾滋病的威胁，试图让公众遗忘艾滋病。这就是1984年美国对抗艾滋病的成果。

　　此时，全美国的艾滋病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700余人，其中一半已经死亡，治愈率为零，任何医学手段都无效，已经达到了感染必死的地步。

　　1985年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。并不是美国政客们良心发现了，而是有一位影视巨星被感染了。洛克·哈德森，是美国著名的好莱坞影星，和里根夫妇关系很好，以“硬汉”形象著称。这一年，他被确诊为艾滋病。按当时统计出来的艾滋病死亡率，洛克必死无疑，区别只是几个月死，还是几年死而已。整个美国的舆论都聚焦在了洛克身上。

　　1985年10月2日，洛克死于艾滋病，全美国都震动了。洛克会死，那就代表所有人都可能会死，以艾滋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来看，如果放任这种病毒蔓延，整个人类族群都有灭亡的可能。今天的你都这么怕艾滋病，何况40年前的人们。这是一种远远超过新冠肺炎病毒的可怕存在，又正好碰上了80年代美国如火如荼的性解放运动。在全美国的恐惧下，政客们被迫开始正式应对这种新病毒。但这离美国医生首次发现艾滋病，已经过去了足足4年。

　　洛克之死，把美国区别为了艾滋前时代和艾滋后时代。最初只有一两百名感染者的艾滋病，在洛克死时，全美国已经出现了2万多确诊感染者，其中1.2万已经死亡，潜在感染者预估达数十万人。 直到1987年，美国总统里根才第一次发表关于预防艾滋病的演讲，此时离黄金抗疫期已经过去了6年。但美国，还是没做什么。

　　到了2020年，人类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200多万人，平均每年死亡80万人，感染者不计其数。而美国政府当初用来安抚公众的所谓的艾滋病疫苗，到今天都没看到踪影。

　　2009年，H1N1猪流感在美国爆发。第一起本土感染者被报告后，足足过了半年，美国政府才做出了反应。奥巴马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情况，并打开仓库释放了一批储备的医疗物资。然后，就没了。最终，全美国足足6000多万人感染了H1N1猪流感，住院27万人，死亡1.2万人。美国政府做的事情，就是谁敢拒绝美国人入境，那就制裁谁。美国不会向世界道歉，也没有道歉的打算。

　　2020年，新冠肺炎爆发。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情况，并打开仓库释放了一批储备的医疗物资。然后，又没了。

　　今天，美国的新冠肺炎肺炎感染人数已经突破了800万，但所有人好像都在枯坐等死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但美国人，偏偏认为他们是最好的，是永远正确的。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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